40岁之后方才知道：面对我自己所关注的课题——从长时段历史去描述中国的改革与革命，倘无马克思的视野，倘无马克思的理论做基础，是绝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和进益的。
魏源曾经这样说过：“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语。而要概括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莫过于抓住追求“富强”与实践“王道”这个基本矛盾。从王安石、张居正、胤禛（雍正帝），到晚清洋务自强运动，再到国民党的建国运动，撮其要旨，其实也就在于“寻求富强”四字而已。而要寻求富强之道，则必须实现从王朝帝国向着以财政、金融和军事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其目标简而言之也就是“富国强兵”。具体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财政和金融制度相联系的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即这里的要害就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或者说，就需完成从“士大夫政治”向着现代“党军”“党国”政治的改进。
不过，我们也更需看到，自儒家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独立解放出来之后，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则走了另外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便是追求“王道”。
什么叫作“王道”？“王道”当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即是民心”“养我心即是养我民”，大学之道在亲民，故离开“亲民”，也便无所谓“明明德”、也就无所谓“王道”。“与民同心”，与普天下老百姓同心同德，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便是“大同”，这便是“人间正道”，此即所谓“王道”。而要实现王道，那就必须与天下苍生心贴着心，手拉着手，共饥寒、同冷暖，就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断改造“精英思想”，始终保持一颗老百姓的“平常心”，而这就是王阳明所谓“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要践行“王道”，更必须反抗一切形式的“霸道”，特别是那种“不王道之富强”，而要发扬王道，仅依靠改革上层与精英的转变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它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之根本区别，其实大致也就在于此处。
